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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专业技术工作报告示例 李宜航:向思考型专业型记者必威体育

2018-01-03 00:59 出处:必威体育娱乐平台 人气:   评论(0

  原标题:新闻专业技术工作报告示例 李宜航:向思考型专业型记者 ■范以锦点评: 李宜航(申报中

  李宜航(申报中级):这份于2001年写的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报告,虽然过去多年,但读起来仍然感到很有分量。文章开头就用很生动、很概括的语言,将一名具有专业的新闻人的理想抱负和实践中的业绩表述清楚了。第一部分“客观,贯穿始终”,讲了在竞争的大背景下,面对种种和压力如何真正做到客观,文章的表述有思考、有见解、有实例。而第二部分“涉险犯难,深入一线”和第三部分“穷追不舍,追出效果”,以很有力的材料和观点论证了他在文章开头说到的“对这份职业的”。而最后一部分“专业报道,步步领先”,讲述了自己力求从“样样通,样样松”向“思考型、专业型’’记者的思和实践,对同行很有启迪作用。

  (点评者为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,暨南大学新闻与学院院长、博导,曾任广东省新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主任、全国新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)

  为什么会这样这一份职业?我想,是新闻记者“敢讲真话”的激励着我,是老一辈晚报人“爱报如家”的着我,是基层群众“掏心窝子”的信任支撑着我。正因为如此,无论是1996年7月至1998年6月在部当编辑,1998年6月至今年4月在部作记者,还是近几个月在机动记者部任副主任,我都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。几年来,我先后获得过广东新闻一等、全国晚报头版头条消息大赛一等、“五四”新闻、好新闻等各种项,在的年终考核中连续两年获得“优秀”,被中国青基会授予“希望工程贡献”,被省检察院授予“检察主旋律”。这些,无不浸透着我对新闻事业的追求与热爱,彰显着老一辈晚报人对我的与帮助。

  随着新闻竞争的加剧,报业开始步入“厚报时代”——版面多了,容量大了。在这个背景下,记者还要不要严格意义上的“客观、”?还要不要把“真实”视作新闻的唯一生命?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:要!因为报道不客观不,不仅对广大读者是一种,对本身发展也是一种。很难想象,有人喜欢长期阅读一份“偏执、煽情”的。

  然而,说易行难。一是时代变化太快,有时又事发突然,很多东西记者确实一时吃不透、看不深、拿不准,很难做到客观报道;二是记者面对的越来越多,越来越甚,想摆脱保持客观并不容易;三是记者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,不方便批线上的,不能碰省直的,更不能骂的,还要照顾在登广告的,如此一来“客观”自然打了折扣;四是报业竞争,一些记者为了,没事找事、有事炒事、捕风捉影已成为一种习惯。

  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,我就从严要求自己:力求客观报道,不说的话,少讲过头的线月后,我在部、机动部做记者,跑的是党委、、法院、检察院、等“大线”,采写的相当一部分是重大报道或者报道,如果稍不客观,就会惹麻烦——要么“”不高兴,要么“下头”不满意。我想,要争取“两头”满意,只有一种办法:客观客观再客观。

  1999年底,我接到翁源县12岁女孩“”的投诉,反映其母被人撞伤后告到法院,法院个别人在执行过程中屡作手脚,致使小家赢了官司却得不到赔偿,小因此辍学。我立即赶赴翁源县调査了解情况,冲破层层阻力从法院拿到了第一手材料。为了客观,在写作时我曾六易其稿,并请博士把关。《12岁女孩受累官司辍学三年》一文在羊城晚报头版头条发表后,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:省高级院长吕伯涛迅速作出批示,省高院副院长亲率调查组赶赴翁源,将此案全部执结;省高院向全省法院通报了翁源法院,社会也向小伸出了援助之手,帮助其复了学。省高院副院长李琦公开发表谈话说:这个报道客观、,对全省法院都是一次教育,对全省执行工作都是一次促动。省高院赴翁源县调查的另一位则告诉我:翁源县法院曾组织了多名逐字逐句“挑刺”,最后还是没挑出毛病来,只好放弃了“反扑”。我想,客观的,也正是党报监督的特色。

  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,做到客观、更难。这主要有两个原因,一是记者很容易“先入为主”,认为出了事就一定有“黑幕”,就“一无是处”;二是时间太紧交稿又急,给记者的判断带来了困难。其实,突发事件更需要客观和,更需要在“揭黑”的同时挖掘“真善美”,更需要在披露的同时展现入间真情。这几年,我采访了洛阳大火、武汉、焦作‘‘天堂”厅大火、陕西横山大爆炸等重大突发事件——我喜欢说我是外地中最早赶到现场的记者之一,但我更喜欢说我是报道最客观的记者之一。在洛阳大火时,一些记者仅仅热衷于炒作烧死了多少“女”、多少带枪、死亡数字有假等。我经过深入调查,发现烧死的绝大多数是普通市民,死亡数字基本可以确定没有什么出入。我还听人无意中提起“有人在大火中救了几十人”,就立即循线追寻,终于在深巷中找到了勇于自救、又智救他人的眼镜店老板“老包”。于是,我发表了《“老包”火海智救50人》、《洛阳副市长公开道歉》、《死亡309人还是350多人?》、《零星几人智寻出逃出鬼门关》等一组独家报道,在全国引起了轰动。有新闻学者撰文称,“该组报道是近年来灾难报道的典范之作”;我自己事后统计,转载该组报道的网站,有300家以上;连被的洛阳市领导也专门向羊城晚报致谢,称赞该组报道了,收到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效果。我认为,这组多达两万字的报道的成功就在于它的客观、真实,迥异于的低级炒作。

  当记者有没有?有!特别是要当一名优秀的记者,的程度更大、更甚。作为记者,没有的采访,要搞;有的采访,也要搞。就目前的情况而言,往往越是的采访,其新闻价值也越大,也越值得去涉猎。当然,这不是鼓励每个记者都去冒险,只是强调记者要有涉险犯难的勇气,必要时要知险而进、迎险而上。话说回来,一个记者如果连一点冒险的都没有,连第一线都不愿深入,那他一定不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好记者。

  调査性报道的难度最大,最大,对记者的也最大。去年春天,广州根据中央局委员、广东省委的开展了整治火车站治安的大行动。羊城晚报在跟进报道的同时,发现要使广州火车站治安实现根本好转,必先整治火车站周边的出租屋。为此,我和其他四名记者受命组成特别报道小组,到火车站周边的出租屋“卧底”揭秘。在一周的时间内,我们以白云区的出租屋为落脚点,探漏洞,观丑恶,寻根源,不惮。多少次,我们被追,被缠,被吸毒者骗;多少次,我们饥渴难耐,汗流浃背,身上长满了痱子;多少次,我们穿行于三元里的僻街陋巷,周旋于某些见利忘义的治保员之间······七天的调査结束之后,我们推出系列报道《出租屋大揭秘》,一时轰动羊城。当时,数千名读者来信、来电称赞这是给市民切实排忧解难,并就出租屋的整治献计献策;中央局委员、广东省委高度重视,迅速作出整治批示,全国代表也纷纷发表看法;广州市委、市连续召开会议,部署整治出租屋;白云区全面检讨了出租屋管理的失误,并进行了整改。此后,我们着眼于解决问题,又深入白云区调查研究,写出了《出租屋,怎么管》等一组探讨性文章,提出了管理出租屋的一系列新思、新对策,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当年底,广东省出台了出租屋管理条例,采纳了我们文中提出的诸多管理思,广州市眼下大力推行的“IC卡暂住证”也是受了我们文章的。

  其实,从事调查性报道,让我收获良多。1998年写完新闻连载《“”学校秘密探营记》,我明白了深入虎穴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;1998年8月完成《电线割头奇案追踪》的采访,我学会了如 何与司法机关既合作又斗争;调查“东莞某厂教工人撒谎”,亦丰富了我的采访生涯······

  有人说,广东的整体影响力在全国领先;但就单篇报道的影响力而言,广东反而不及内地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“倒挂”?我看一是广东的“超厚”淹没了一些报道的价值,二是广东读者对单篇报道的感受由于受到大信息量的冲击而“弱化”。怎么样强化报道的效果?比较好的做法是穷追不舍,报道,直到解决问题。

  换言之,在第一篇报道见报后,要乘胜追击,抓住不放,能做深就做深,能做大就做大,不达目的不。这种方法,特别适用于社会新闻的操作。因为,社会新闻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比较多的故事;而且故事延伸的可能性也比较大,对读者“感官”的刺激也比较强烈。在这方面,我做过不少有益的尝试——

  1998年6月,羊城晚报报料热线接到信息:安徽打工妹洪招娣被骗到广东吴川后,“”刘峰逼其,招娣不从并从三楼跳下,躺在医院无人过问。我迅速赶往吴川,立即发回了通讯《一纵身,跳楼》。中央局委员、广东省委当晚即作出批示,要求全力救治洪招娣,全国妇联也,为洪招娣。在接下来的采访中,我发现洪招娣跳楼前曾多次向医护人员求救,均被。于是,我又推出了报道《“白衣”冷对弱女一跪》,吴川市立即组成调查组并对有关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。此后,广东人捐助洪招娣,洪招娣转院到中山医三院,赠书洪招娣,广东人送别洪招娣,广东人赴安徽看望洪招娣,广东岭南学院接洪招娣来穗读书,洪招娣的读书情况······我一一作了追踪报道。对这组报道,曾三次作出批示,并多次称赞这是新闻单位做的一件好事,是监督的典范。该组报道后来以全票获得广东新闻一等。

  今年3月,广州小学生周思茵被养母遗弃到湖南长沙。我获悉此事后,和该校董事长连夜飞往长沙接小思茵回穗。在长沙,我发现菜贩肖亚楼曾智斗人贩子,抢回小思茵。很快,我写出了通讯《人贩子手中夺回小思茵》,在羊城晚报一版发表。回穗后,我又设法找到了小思茵的养母,并晓之以理。终于,小思茵的养母不住心灵的,道出了她对小思茵“由好心到尽心,由尽心到伤心,由伤心到狠心”的实情。据此,我写出了《未婚妈妈不堪重负弃思茵》的通讯,引起了广泛关注。此后,小思茵的养母认错,博士谈无效收养,小思茵的养母放弃收养,妇联看望小思茵并承诺给她找新家等等,我步步跟进,直到小思茵找到新家。当我写完通讯《小思茵找到新家新爹妈》时,我发现为此事光是专栏就开出三个:“追踪小思茵身世之谜”、“关注小思茵”、“为小思茵寻家”。

  此外,1999年,我还和同事合作采写过长篇通讯《苦寻八天寻到当年小英雄》,后来又推出了追踪报道《人海里寻到另一位“小英雄”》、《羊城饮茶“双雄会”》等,社会反响很大。今年春节期间,我又参与了“好警嫂”的系列报道,写出了《的老婆不好当》、《他老是想着复机》、《承继丈夫事业 十年含菇艰辛》等多篇有影响的报道。该组报道受到了、的表扬,也成为市民当时最热门的话题。回头想想,这些题材如果不是跟得紧,很可能发出一篇报道后就“夭折”了,社会效果就更不用说了。

  我跑了三年线,这三年对我锻炼最大。在这三年中,我逐渐走出了“样样通,样样松”的困境,开始向“思考型、专业化”记者。我一直认为,一个记者如果要想写出有分量的作品,纵使不能成为某方面的专家,也要成为“懂行”的“技师”。

  几年来,我了大量的法律书籍,自学了律考的课程,和很多专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,和很多的领导、成了“有话可谈”的朋友。可以说,这三年来的重大案件,我几乎都参与了起诉、审判阶段的报道。比如,汕尾38人特大海盗案、中国头号假币案、澳门“叶成坚”案、商业秘密第一案、惠州特大案、云浮特大骗汇案、高教厅受贿串案等。在这些大案的报道中,我都抢在同行的前面,披露得也最为详尽,而且“颇具法律专业水准”。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,记者不专业,不熟悉线上的情况,采访对象就不会尊重你,就有可能糊弄你;而记者够专业,就容易拿到核心材料,就容易获得独家消息。

  记得在采写新闻连载《商业秘密第一案》之前,光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书我就买了10多本,猛啃了半个月。我还请教了多位权威,了解了很多知识产权的新动向。结果,和主审一谈,他十分惊讶我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熟谙。也正为如此,对这个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新型大案,我作了十分准确的报道。两个月里,我推出了此案的25篇连载,8篇对线万余字。该组文章在全省法院产生了空前的轰动,省有关部门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。省高院副院长李琦在会上公开讲,这组文章可以作为基层法院学习的教材。这当然是溢美之词,但我还是备受鼓舞。一个记者,能让线上的专业人士如此认同,足矣!

  专业知识对记者的益处还不止这些。1999年,海珠区法院审理了一非法行医案,认定医生法行医,但不构成非法行医罪。按照常规,我只需将判决结果报道出来即可了事,但知识的积累告诉我:此案可能判错了。我迅速采访了海珠区检察院,了解到他们准备提请市检察院抗诉。我将全部情况如实报道了出来。果然,一年之后广州市中院终审将此案改判,认定涉案医生有非法行医罪,并判了有期徒刑。至此,我一方面为自己的“先见之明”和大胆报道而高兴,一方面有些不安:还好当初没有草率报道,否则岂不也跟着一审法院错了?!

  五年多来,我把新闻事业视作自己的生命,把忠于事实、服务百姓作为一种责任,不惮,昼夜劳作。我觉得,我无愧于记者的称号。但我仍时常不安:我能不能做得更好?我该怎么做得更好?

  (本文因版面原因略有删节,标题为《岭南新闻探索》编者所加 ,刊于2008年第04期,作者李宜航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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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标签: 思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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